1952年2月10日，曾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的刘青山站在法院之上，看着旁边痛哭流涕的前天津地委副书记张子善满目萧然，静静地等待着法院的宣判。看着刘青山与张子善二人，法官冷笑了一声：“每天都要吃不加韭菜的韭菜饺子？”“判处张子善、刘青山枪决，立即执行！” 1952年，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老百姓能吃上白面馒头都算过年了，他倒好，吃个饺子都讲究到了这种地步。这种奢靡，已经不是简单的生活作风问题了，而是思想上，根子上，彻底烂掉了。 别看他们后来这么贪，想当年，那也是响当当的英雄。 刘青山，14岁闹革命；张子善，19岁入党。两个人都是“红小鬼”出身，在敌人的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身上都有伤疤，监狱里都待过，严刑拷打没一个怂的。可以说，没有他们这代人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新中国。建国后，刘青山当了天津地委书记，后来调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张子善接任天津地委书记，那都是手握大权的正厅级干部，一方诸侯。 可问题就出在这。仗打完了，江山坐稳了，曾经的敌人不见了，新的敌人——糖衣炮弹，来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早就敲过警钟，说有些同志，敌人的枪炮没能征服他们，但资产阶级的“捧场”和糖弹，可能会让他们打败仗。 一语成谶。 手里的权力大了，监督的声音小了，刘青山和张子善开始飘了。他们俩沆瀣一气，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自己捞钱的工具。具体贪了多少呢？根据后来的查证，总数高达171亿多元。 171万，在今天看来，一些“大老虎”的零头都不到。但在当时，这是个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这笔钱，足够买1000万斤小米，能让50万灾民吃上一个月。而他们贪污的钱，很多就是从老百姓的救命钱里抠出来的——治河工程款、救灾粮款、干部家属救济粮……甚至连给民工的工资都敢克扣。 拿着这些黑心钱，他们干了什么？刘青山染上了毒瘾，生活极度奢靡。张子善更狠，直接勾结奸商，用公款做投机倒把的生意，把国家的钱变成自己的钱，再用这些钱去腐蚀更多的干部。整个天津地区的官场，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1951年，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动开始，这俩人的问题，终于被彻底揭开了盖子。 案子报到中央，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很多人觉得，这俩人功劳太大了，是不是可以“功过相抵”，枪下留人？就连他们的老上级、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也去找薄一波，希望他能去毛主席那求个情。 薄一波确实去说了。他说：“主席，黄敬同志觉得，这两人对革命有功，杀了，是不是太可惜了？能不能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毛主席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摇了摇头，说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这话的分量，千钧之重。说白了，就是要用这两颗人头，换来整个干部队伍的警醒，换来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的清廉。这叫“挥泪斩马谡”。 1952年2月10日，元宵节，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保定市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开了一场公审大会。会上，宣读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据说，在法庭上，张子善痛哭流涕，彻底崩溃了。而刘青山，则一言不发，面如死灰。或许在那一刻，他想起了自己闹革命的初心，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再看看自己如今的下场，万念俱灰。 两声枪响，震惊了全国，也震醒了无数还在迷茫中的干部。 这事儿还有个插曲。因为刘青山刚代表国家去维也纳参加过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大会，在国际上都有点名气。《人民日报》在刊登消息时，有领导就提议，要不把“刘青山”的“青”字，加个三点水，改成“刘清山”，也算给国家留点面子。 这建议报到毛主席那，被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的那个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这是何等的坦荡和决心！就是要告诉所有人，共产党的队伍里，绝不允许有害群之马，不管你过去功劳多大，地位多高，一旦腐化变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案子，处理得既有霹雳手段，又有菩萨心肠。行刑前，中央有四条指示：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公家出钱买棺材安葬；家属不按反革命对待；他们的孩子，由国家养大。 后来，刘青山的三个儿子，都由国家抚养成人，并且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他的大儿子刘铁骑晚年时还感慨，非常感谢当年毛主席的决定，让他们兄弟能有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