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京师，德国提出只有惩办真正的祸首才算赔罪，列强随即列出要求处死的12人：载漪、载澜、载勋、英年、赵书翘、毓贤、启秀、徐承煜、徐桐、刚毅、李秉衡、董福祥。这些人极端爱国，动辄攻击维新派是汉奸，又极端祸国，闹出庚子之变。 他们还想铲除维新派，扶持大阿哥登基，实现载漪为天子父，徐桐为天子师，刚毅为中心臣的绝对保守的天朝上国的“迷梦”。 当时德意志帝国在华势力远逊英俄，德国特别强调"惩办祸首"，试图通过主导清算扩大话语权。 名单人选经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端郡王载漪代表皇族鹰派，其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挑战光绪帝位；徐桐作为理学宗师门生遍及朝野；刚毅掌控刑部且与义和团关系密切。 这三人分别对应宗室、文官、实务三大系统，清除他们等于瓦解保守派权力网络。 这份名单排除了慈禧太后，也是列强"惩从保主"的策略，既震慑清廷又保留谈判对象。 被列强的十二人多数具有"忠君爱国"与"盲目排外"的双重特质。 徐桐在宅院悬挂"杀尽洋鬼子"匾额，却将西洋自鸣钟改装成更漏使用；刚毅一边销毁洋货一边偷偷服用进口西药；载漪府中既供奉关公像又收藏勃朗宁手枪。 他们自幼熟读《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将国际交往简单理解为"剿抚之道"，当西方工业文明碾压式来袭时，心理防御机制催生出极端排斥反应。 1900年6月，御前会议的历史细节，写出了保守派对绑架国家命运的种种方式。 当慈禧询问"战和之策"时，载漪伪造照会声称"洋人要太后归政"，直接触发动员令；刚毅夸大义和团法术"刀枪不入"，促使清军联合拳民攻打使馆；徐桐则用"紫气东来"的祥瑞说坚定主战派信心。 这些决策基于严重误判：联军总兵力约 5 万（含后勤），清军与义和团合计约15万，但可战兵力不 5万，若采用聂士成提出的"纵深防御战术"，本可争取更有利和谈条件。 但保守派迷信"民心可用"，最终导致战略被动，这种决策是非理性的。 德国在山东屠杀村民时称"文明教化"，却将清军抵抗斥为"暴行"，俄国趁乱占领东北时美其名曰"维持秩序"，反诬中国官员"治理无能"。 更讽刺的是，联军在占领北京后实施比义和团更残酷的暴行，法军将疑似拳民集体枪杀于骡马市，日军将藏经阁佛经铺路防滑，美军把太庙祭器当赌资瓜分。 这种"只许放火不许点灯"的逻辑，揭露了所谓的文明世界的丛林法则。 十二人事件对当代国家治理具有警示意义，保守派失败根源在于将爱国情怀与封闭排外划等号，这种思维在全球化时代仍具变异传承。 真正有效的爱国应如魏源主张"师夷长技"，或如张之洞推行"中体西用"，在保持文化主体性同时开放学习。 这种教训提醒现代治理需建立多元决策机制，防止单一意识形态绑架国家航向。 历史证明，极端保守与全盘西化都是歧路，真正智慧在于鲁迅所言"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