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妾除了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和生孩子以外，还有另一个变态的作用，是后来有人无意间听长辈说漏嘴才知道的，说那时候小妾有时候是可以被“送出去”的，怎么说呢，像是一种交换。 在古代，小妾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的不平等，她们既不是“外人”，也不是“家人”，她们是夹在这两者之间的“存在”，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财产”。 小妾不同于正妻，不具备法定配偶的权利，不能继承、不能主张财产、不能参与家族事务。 她们的地位类似于“家仆”，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仆人，仆人可能还有契约，有自由身，而小妾是被纳入家谱却不能改变命运的“人形财产”。 她们可以被转让，只要不是正妻，就可以被“赠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天，北方某县。 当时的知县新上任，地方富商周老爷为了能保住手里的盐引生意，决定宴请这位新官。 席间觥筹交错，知县喝得微醺，突然来了句：“听闻周老爷府上有位小妾，姿容不凡，不知可否一见？” 这话听起来像玩笑，但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不是随口一说。 那是个讲究“人情世故”的时代，尤其在官场和商场的交界地带，送礼从不是只送金银，送人，才是更高阶、更“懂规矩”的操作。 周老爷手里的酒杯顿了一下，眼神一闪，心里有了决断，他点头，说：“回头让人安排。” 那位小妾叫阿娟，是他三年前从苏州买来的，才十七岁，她很安静，从不多话，长得清秀，皮肤白，连正妻都对她忌惮三分。 但这次，她成了筹码。 “明天一早，让阿娟去知县府上，帮几天忙。”周老爷轻描淡写地吩咐。 阿娟没有哭，她只是站在那里，低着头，手指搅着裙角，不敢看任何人，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被送过去了，像一只精心挑选的猫，带着主人的体面与心机。 知县府里的日子，她从不提，后来她被送了回来，没有人问她发生了什么，只当她是出门小住了几日。 正妻没有说话，只是冷眼看她回来，把她的东西从原来的房间搬到了偏院，丫鬟们也不再叫她“二奶奶”，只叫她“阿娟姑娘”。 她坐在屋子里，一整天没有动，眼睛盯着窗外的落叶，不哭、不吵、不闹，仿佛灵魂已经被抽走，只剩下一具空壳。 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阿娟。 在《清代家法研究》的记录中，就有一则案例：某地富户“以妾赠官”，事成之后即得盐引一笔，价值连城。 在《晚清笔记》中也有类似描写：士绅之间互赠小妾，作为“情义之礼”，甚至在文人圈中也被称为“风雅”。 这种“风雅”，背后是赤裸裸的交易，是权力与女性身体的勾连。 小妾不是人，她们是“物”，是可以被送出去、收回来、再送出去的“人形礼物”，她们不拥有自由，也无从选择命运。 正妻有名分，小妾有姿色，姿色在那个时代，是一种“资源”，是男人之间“交换”的工具，在没有现代法律保护的前提下，女性的身体被彻底物化。 更悲哀的是，这一切都被当时的社会所默许，甚至视为“正常”。 你也许会问，那些小妾的结局如何？ 她们中的大多数，在这种“送出去”的过程中丧失了尊严，也丧失了未来，被送出去后，若得宠，或许能在新的地方苟延残喘。 若不得宠，可能沦为奴仆，甚至被转手再送，她们所生的孩子，也往往不被承认，不能继承家产，甚至要改姓，或被“抱养”。 那些被送回来的小妾，大多精神恍惚，变得沉默，眼神空洞，她们不再相信人，也不敢再奢望未来。 阿娟后来怎么样了？ 没人知道，有人说她得了病，躺了一年就死了，也有人说她疯了，在后院天天画门，一笔一笔地画，仿佛那是通向自由的出口。 但无论哪一种，都不重要了，她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家谱中，她的墓碑，可能也只是一个无字碑，被草掩埋在某个角落。 小妾的命运，是那个时代对女性最冷酷的注脚。 她们不是妻，不是仆，不是人，是“社交货币”，是一个男人为了换来权力、地位、利益，而随时可以拿出来“使用”的工具。 最可怕的是，那些送她们的人，往往并不恨她们。他们甚至觉得自己是“厚道”的，因为“送人”比“卖人”听起来体面。 他们或许会说： “只是借几天，又不是不要你了。” “你去陪陪，是为我们这个家争光。” “你要懂事。” 但从来没有人问她们：“你愿意吗？” 很多人喜欢看古装剧里那些“妾室争宠”“宅斗翻盘”的桥段，却从不去想，那些被送来送去、笑着迎人入怀的女子，眼里藏着多少绝望与愤怒。 她们的名字，历史没有记下，她们的痛苦，被夜色掩盖，被家族的门楣挡住，被后人遗忘。 但真相不会消失，它只是藏在饭桌上某个不小心的“说漏嘴”里，藏在族谱空白的那一行里，藏在某个老太太临终前的叹息里。 历史从不是书上的文字，它也活在那些无声的哭泣里，活在那些被送出去又被送回来的影子里，活在阿娟不敢抬起的眼睛里。 她们也曾是人，只不过，在那个时代，她们不是被当做人来看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