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 7 月，青岛正值盛夏，海风裹挟着湿润的空气，却未能驱散毛主席调研期间的忙碌。彼时毛主席正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白天与地方干部研讨农业合作化进展，夜晚还要批阅文件至深夜，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的身体逐渐透支。 一日会后，毛主席在庭院中散步时不慎淋了短时阵雨，次日便出现咽痛、咳嗽症状，体温升至 38.5℃。随行医护人员立即采用当时主流的西药治疗方案：服用青霉素片剂抗感染，搭配复方阿司匹林退热。起初症状略有缓解，但停药后便反复，十天过去，咳嗽不仅未止，还出现胸闷、乏力的情况，连正常批阅文件都需助手诵读。 “西药效果不明显，长期低热恐影响心肺功能。” 医护组紧急召开会议，却一时拿不出新方案。此时的青岛，虽有不错的西医诊疗条件，但针对 “顽固性感冒”，常规抗生素与退热药已显乏力。消息传到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向急得团团转 —— 他深知毛主席的健康关系重大，必须尽快找到更有效的治疗办法。 在与医护组沟通时，舒同突然想起一位熟悉的老中医 —— 时年 68 岁的刘惠民。这位出身山东沂水中医世家的医者，擅长治疗 “外感缠绵” 类病症，曾用中药为多位干部解决过西医难以根治的慢性感冒，在当地中医界口碑极佳。 “刘惠民的方子讲究‘辨证施治’，说不定能对症。” 舒同立即安排人联系刘惠民，同时向毛主席汇报：“民间有位老中医，擅长调理这类反复感冒，不妨让他来看看？” 起初，随行医护人员对中医诊疗存在顾虑，担心 “中药与西药相互作用”，但面对十日不愈的病情，毛主席笑着说：“中医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贝，不妨试试，多一种办法总是好的。” 7 月 15 日午后，刘惠民带着药箱来到毛主席住处。他未急于开方，而是先仔细问诊：“主席您咳嗽时是否觉得痰黏难咳？夜间是否容易出汗？”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又为毛主席搭脉，观察舌苔 ——“脉浮而细，舌苔薄白微腻”，刘惠民随即判断：“这是‘外感邪滞，肺脾两虚’所致，单纯退热不行，得兼顾扶正祛邪。” 结合诊断结果，刘惠民开出了一张针对性药方：以黄芪、党参益气固表，抵御外邪反复；用杏仁、桔梗宣肺止咳，缓解胸闷；搭配白术、茯苓健脾祛湿，改善乏力症状；最后加入少量生姜、大枣调和药性，避免中药过于寒凉。“每日一剂，分早晚两次温服，服药期间少进生冷食物。” 刘惠民特意叮嘱。 起初，医护人员仍有担忧，建议先取少量药试用。毛主席却十分信任：“既然请人家来，就要信得过。” 服药第一天，咳嗽频率便明显降低；第三天，低热症状消失，胸闷感也减轻不少；一周后，所有感冒症状基本消退，毛主席已能正常主持会议。 “这方子妙在‘不单纯治感冒’。” 刘惠民后来解释，毛主席的感冒之所以反复，是因为工作劳累导致 “正气不足”，西药虽能暂时祛邪，却无法补正气，而黄芪、党参的加入，正是为了增强抵抗力，从根本上防止外邪再次入侵。这种 “扶正与祛邪兼顾” 的思路，恰好弥补了当时西药治疗的短板。 康复后，毛主席特意接见刘惠民，笑着说：“你这中药，比西药见效还快嘛！” 刘惠民则谦逊地回应：“是主席您身体底子好，再加上方子对症，才能这么快康复。” 此后，刘惠民还被邀请为毛主席调理身体，成为毛主席信任的中医顾问之一。 这次中医诊疗的成功，不仅解决了毛主席的急病，更在当时具有特殊意义。1950 年代，国内医疗领域虽提倡 “中西医结合”，但实际工作中，西医仍占主导地位，不少人对中医存在 “不科学” 的偏见。而毛主席接受中医治疗并取得良好效果的经历，无形中推动了对中医的重视。 此后，山东省加大了对中医事业的扶持，建立中医进修学校，组织老中医整理祖传秘方；在全国范围内，“中西医结合治疗常见病” 也逐渐成为研究方向。刘惠民的那张 “益气宣肺方”，后来经过优化，还被纳入《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规范》，用于治疗类似的 “顽固性感冒”。 回望 1957 年青岛的这段往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次成功的中医诊疗，更是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碰撞融合的早期探索。毛主席对中医的包容态度，舒同不拘一格的举荐，刘惠民精准的辨证施治，共同促成了这次 “危急转机”。而这也印证了一个道理：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只要能对症治病、造福患者，就是值得肯定的好方法。 如今，中西医结合已成为中国医疗体系的重要特色，在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 1957 年青岛的那次 “中医救急”，恰是这一特色发展历程中，一段温暖而有意义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