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南京大屠杀刚结束，日军聚一起喝酒：“天皇万岁，干杯！”然而下一秒，所

1939年，南京大屠杀刚结束，日军聚一起喝酒：“天皇万岁，干杯！”然而下一秒，所有军官口吐白沫，两个男人悄悄离开酒席…… 话说回来，这事儿发生在1939年6月，那时候南京刚被日军占了两年多，南京大屠杀的血腥味儿还没散尽，日本人在这儿耀武扬威，搞得整个城市像个大监狱。6月10日，日本总领事馆办了个欢迎宴会，招待从东京来的外务省次长清水三郎，顺带请了驻华日军头头和汪伪政权的几个骨干。 先说说詹长麟这个人吧，他1913年出生在南京一个穷苦人家，家里靠祖传手艺勉强过活。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上不起学，早早出来帮衬。十五岁那年，赶上国难当头，他跑去报名当兵，进了国民革命军。淞沪会战打得天昏地暗，他在前线扛枪冲锋，那时候日军坦克轰鸣，炮弹满天飞，他亲眼见太多同胞倒在血泊里。会战一结束，他退伍回家，南京街头到处是难民，他转行做起了小生意，卖纺织品，起早贪黑，勉强养家。日子越过越紧巴，听说日本总领事馆招中国仆役，工资不低，他就去应聘了。那是1932年的事儿，日方招聘条件苛刻，从身高到背景全查，他运气好，条件全对得上，顺利进了馆里干活。 一进领事馆，詹长麟就成了打杂的，每天扫地端茶，伺候那些日本人。起初他没多想，就图个稳定收入。可没多久，首都警察厅的情报组长赵世瑞找上门了，原来赵世瑞早就盯上他，暗中操作让他进馆，就是为了拉他入伙做情报员。詹长麟想想淞沪战场的惨状，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从那以后，他白天老老实实干活，晚上接受军统的训练，学着怎么抄录文件，怎么用化学药水隐形写情报。那些日子，他把抄好的情报藏在自家附近的关帝庙里，传递给上线。干得小心翼翼，从没露馅儿不说，还慢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升了点小职。为了多弄点情报，他把哥哥詹长炳也拉了进来。詹长炳比弟弟大几岁，性格稳重，1935年左右也进了馆里，两人分工明确，一个管抄录，一个管传递，配合得天衣无缝。日本人见他们兄弟俩靠谱，还发了“领事馆用员”袖章给他们。抗战爆发后，日籍人员撤了，兄弟俩靠这袖章在南京躲过搜捕。南京陷落后，城里到处是日军屠杀的痕迹，尸体堆街，妇女儿童遭殃，他们俩亲眼瞧见那些惨状，咬牙切齿，但表面上还得继续上班，伺候日本人。 1937年全面抗战，日军占了南京，总领事馆又开张了，詹氏兄弟自然被叫回去。馆里日伪人员来来往往，情报源源不断往外传。詹长麟平时打扫时，总留意那些信件文件，有一次他翻到一封密函，里面写着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三郎6月9日来南京视察，总领事花轮义敬要办欢迎宴，邀了日军驻华军官和汪伪要员。詹长麟赶紧抄下来，传给军统南京区负责人钱新民。钱新民一听，这机会太好了，马上召集团队商量，决定借这个宴会下手投毒。毒药是军统从美国弄来的氰化钾，剧毒无色无味，詹长炳负责运进来，藏在茶罐里偷偷交给弟弟。军统的指示很明确，詹长麟要在酒里下毒，事成后假装自己也中毒，混过去。但实际情况没那么简单，宴会那天，詹长麟负责温酒，他挑了绍兴老酒，那玩意儿日本人爱喝，度数高，盖住毒味儿正好。宴会开始前几分钟，他溜到厨房，把毒药倒进酒壶，搅匀了端出去，给每个人斟满。 宴会上，花轮义敬带头举杯，喊着天皇万岁，大家跟着干了。酒刚下肚，书记官宫下和船山就先撑不住了，两人栽倒在地，口吐白沫，当场毙命。其他日本人也陆续发作，总领事大喊酒有毒，赶紧叫军医抢救。抢救及时，大部分人捡了条命，只死了两个书记官。日军一看大事不好，全城戒严，挨家挨户搜人，悬赏抓詹氏兄弟。兄弟俩早有准备，詹长麟投毒后就说肚子疼，骑车溜了，在约定点和哥哥会合，直奔城外。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留下把柄。日方气急败坏，封锁交通要道，但兄弟俩靠军统的接应，很快就藏起来了。这事儿一出，南京老百姓私下里传开了，都说中国人没那么好欺负，日本鬼子也有今天。国际上，这案子闹得沸沸扬扬，日本外交部抗议，说是恐怖袭击，但盟国那边心知肚明，这是中国人反抗侵略的正当手段。日军侵华那几年，类似事件不多，但每次都让日本人寝食难安，证明了占领区不是铁板一块。 投毒案后，詹氏兄弟的日子可不好过。日军搜捕得紧，他们先在南京乡下农家窝了阵子，换了农民打扮，帮着干农活，晚上听着远处警笛声。军统安排他们辗转去浙江乡村，隐姓埋名，租了间破屋子，詹长炳下地耕田，詹长麟挑水喂鸡，就这么熬到抗战胜利。1945年日本投降，兄弟俩才敢回南京，卸下伪装，过上正常日子。詹长炳运气差，解放初期得了重病，很快就走了，年没到五十。詹长麟倒硬朗，活到95岁高龄，2008年才去世。他晚年偶尔跟人聊起这事儿，总说自己就是个普通中国人，干那活儿天经地义，没什么英雄不英雄的。军统局后来表彰过他们，戴笠亲自给的奖，但詹长麟没多要啥，就想让后人记住，日军侵华的罪行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