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军统女特务冒死救下一名地下党，11年后，女特务被我党抓获，女特务提出：“找到当年的地下党替我证明”。 王化琴曾负责审查情报和拦截通信，而她提到的人，如今是西南地区的副省长，这个突兀的名字，使整个案件的方向出现了变化。 她被带来时已经在拘押所待了数月，档案、口供、旧同僚的证言都指向她曾是军统的特务，是情报系统中一名掌握大量秘密的官员。 她没有辩解，审讯记录里，她只反复要求调查她提到的那件事，那是1940年夏天的事，当时她还在军统重庆特区电讯组任职，负责译电与文件分发。 军统内部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搜捕极为严厉，每一份电报都被仔细分析，她所在的小组每天要翻译和整理数十份报告，她了解规则，也清楚一旦有人被怀疑泄密，往往意味着牢狱和刑讯。 那年六月，她接到一份特别文件，是关于一名地下联络员的抓捕计划，文件内容明确，目标人物在成都地区活动，行动时间、路线、代号一应俱全。 在她看到那份名单时，注意到其中的一个代号，她清楚那是几个月前在电讯文件中反复出现的名字，那个代号所对应的人负责转运情报与资金，是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核心联络人。 那份文件被列为绝密级别，当天晚上就要上报执行，她知道一旦交上去，整个地下交通线将被连根拔起。 王化琴并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她接受的是命令和纪律的教育，但她已经在工作中看到太多被捕的人。 他们在刑讯后消失，无人提起，她看到有人在审讯室里活活被打死，也看到文件上的“结案”两个字成为一纸掩埋真相的签名。 那天，她看着那份文件，心中生出一种无法言说的冲动，她没有再犹豫，把文件藏入外套内袋，离开了办公处。 她找到了那名代号为“青松”的人，那是一个负责传递联络暗号的地下党员，真实身份她并不清楚，她把文件交给他，让他立刻离开。 几小时后，军统的逮捕行动展开，却没有抓到目标，行动失败，整个特务处被下令彻查，她很快成为怀疑对象。 军统的审讯极为残酷，她被关进水牢，遭受长时间的逼供，她没有承认泄密，只解释文件被误传，她被拷打、隔离、降职，随后调往邮检处，从此失去了升迁的可能，也被内部视为“靠不住”的人。 她没有辩解，也没有解释，被调去后，她接触到大量信件、报告和暗号指令，逐渐明白自己曾经救下的那个人，是共产党地下交通线中的重要成员。 从1941年到1945年，她负责审查邮件，每天要签发数百份信件，她开始在筛查中暗自挑出可能属于共产党组织的联络信，把它们划入普通民信类别。 偶尔也会将极危险的信件销毁，她知道这是越界的行为，但仍然坚持，她被同事批评工作懈怠，处理率过低，多次被通报，一次内部稽查，她险些被重新调查。 战争结束后，她被调到南京，军统系统逐渐瓦解，她试图离开情报系统，却因为档案记录被拒，她后来回到家乡，在邮政系统工作，隐姓埋名。 新中国成立后，她主动上交档案，申请自首，她承认自己曾是军统人员，但坚称从未参与迫害共产党。 审讯时，她的陈述起初无人相信，直到康乃尔被请来核实，当年的康乃尔已经是副省长，政治地位显赫，他回忆起那场营救，确认自己当年确实得到过一个军统内部的提前通报，否则整组人都将被捕。 调查组调阅旧档案后，发现王化琴在被审查期间确实被关押，并有医疗记录和处分文件，内部报告中也多次提到她“态度不端”“失职疏忽”。 所有证据最终指向同一个结论，她并没有参与抓捕，相反，她的所谓“失误”救下了地下党组织，审讯结束后，她被重新鉴定为“有历史问题的旧人员”，但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她被安排到省图书馆工作，负责整理档案与旧报纸，她从未再提起往事，也没有要求恢复名誉，她在图书馆工作多年，按时上班，按时离开，像一个普通的退休职员。 康乃尔偶尔会在工作报告中提到她的名字，他说，如果当年没有那场通报，整个地下交通线会全部覆灭。 王化琴在1970年代后期退休，晚年独居，她没有家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个人陈述，她的档案最终被封存，后来才在整理旧案时重新被人看到。 王化琴的名字在许多年后再次被提起，人们对她的评价不同，但那场1940年的事件被认定是真实存在的，那份被她藏起的文件，被认为是保存最久的一份军统内部资料。 上面的编号已经模糊，却见证了一次真实的救赎，她的一生没有波澜，却因那次决定被记住，历史没有忘记她。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主要信源：人民网——冒死营救秘密共产党人的军统女特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