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不成器,陶渊明写下一首“骂儿诗”,道尽天下父母的无奈。 您是否想过,那个“采菊东篱下”的隐逸诗人,也会在深夜油灯下对着儿子的考卷气得发抖?正史里他是超然物外的五柳先生,民间传说中他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硬骨头,可当我们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竟发现一个被我们遗忘了整整一千六百年的真相。 因为这位号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陶渊明,其实是个在家庭教育上摔得鼻青脸肿的普通父亲。 那是个春夜,柴门外的狗吠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陶渊明蹲在屋檐下磨墨,手指被倒春寒冻得发僵。屋里传来妻子责备孩子的声音:“整日只知道爬树摘梨,你爹的诗集你翻过几页?” 他想起白天邻家少年已能背诵《论语》全篇,而自己的双胞胎儿子阿宣和阿雍却在后院掏鸟窝。墨锭在砚台上一圈圈研磨,就像他越来越焦躁的心。 当最终提笔时,他写下的不是田园诗,而是那首让后世文人不敢轻易解读的《责子》:“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这位曾祖父是长沙郡公陶侃的官宦子弟,二十九岁那年毅然辞去州祭酒官职时,绝不会想到人生最痛的刺不在官场,而在自家书房。江州刺史府里的同僚还记得,这个年轻人总在值班时偷偷写诗,上司的文书却拖到最后一刻才写。 当时的官场就像个巨大的关系网,不会站队的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面对督邮巡查竟脱口而出:“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话在今天听来颇有骨气,实则相当于在单位群聊里公开怼领导,只见他当即摘下官印走出县衙,这个动作彻底改变了家族命运。 若比较同期人物,谢灵运正在山水间修建豪华别墅,颜延之在官场左右逢源,而陶渊明却选择彻底退出竞争。这就像当下有人放弃大厂高薪回乡种田,区别在于他的田种得实在不怎么样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是他亲笔写下的经营惨状。当他蹲在龟裂的田埂上发愁秋收时,忽然意识到更严峻的问题:五个儿子似乎继承了他的文学天赋,却没能继承他的文化追求。 史料里藏着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与子俨等疏》中他写道:“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这话表面心疼孩子吃苦,细读却透出无奈,因为孩子们确实参与了劳动,但书本却被冷落在积灰的角落。 一日他看见长子阿舒在抄写诗稿,凑近才发现是在画乌龟;次子阿宣的《论语》扉页被撕去折了纸船。最刺痛他的是某年重阳,没有酒钱的他枯坐在菊花丛边,孩子们却欢天满地跑去溪边摸鱼。 而他人际关系的困局其实早有征兆。任彭泽令时他与上级往来书信仅存三封,其中两封是催讨粮饷。同时代的王弘试图接济他,他却要求对方把酒放在山石上,等人走远才去取。 这种近乎病态的自尊,是否也影响了与孩子的沟通?他在诗里抱怨“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就像现代家长发朋友圈吐槽孩子沉迷游戏,不同的是他的吐槽流传了千年。 转折发生在某个秋雨夜。陶渊明发烧卧床,听见儿子们在隔壁分食最后一块麦饼。十六岁的阿舒把最大块塞给弟弟,自己舔着手上糖渣说:“爹教过‘兄弟同居忍便安’,我们要等他病好一起吃。”陶渊明把脸埋进破旧的被褥,潮湿的霉味混着泪水咸涩。 此刻他忽然明白,自己用毕生追求的“真意”,孩子们早已无师自通。 所以当我们重读《责子》诗,或许该听出弦外之音:在“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的叹息后,藏着父亲将酒杯重重顿在桌上的脆响。 这位在职场果断退场的诗人,在父亲这个岗位上坚持到了生命终点。他的墓志铭该这样写:这里躺着矛盾的陶渊明,他没能教会儿子们应对科举考试,却让他们懂得在乱世如何活得像个真正的人。 如今父母们仍在重复着陶渊明的困境:到底该让孩子在题海里搏个前程,还是允许他们拥有发呆的权利?当我们在深夜检查孩子作业时,是否也听见穿越千年的回响,因为那些被责备声淹没的,或许不只是不成器的学业,还有我们不敢承认的,对自己人生选择的某种怀疑?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亲自为吴石等烈士题写的诗词,其实就在北京海淀西山国家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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