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到派出所要求坐牢，警察给他100元。 10月8日，一个派出所的玻璃门被推开，一名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夹克，袖口磨出毛边，双手在裤兜里攥得紧紧的，开口第一句话就让人愣住，警察同志，能把我抓起来吗？我想坐牢。 民警连忙起身询问，男人的话断断续续拼凑出绝望的处境，前几年创业失败，连本带利背上1370万债务，所有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全被冻结。 为了活下去，他送过外卖、搬过建材、在工地扛过钢筋，可每次工资刚到账，转眼就被划扣抵债。 最近半个月，他每天只敢买两个馒头充饥，实在走投无路才想到“坐牢换吃住”。 听完整件事，民警沉默了，按照规定，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不能采取强制措施，他从自己钱包里抽出100元递过去，不能送你去坐牢，这点钱先买口热饭。 男人捏着钞票的手不停发抖，反复说着“谢谢”，却没敢多问这100元花完后该怎么办。 这样的困境并非个例，全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目前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有856.83万，其中不少人像这位男子一样，属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缠身者。 62岁的桑黎川曾是新三板上市公司总经理，企业破产后背上两千万债务，退休金被冻结，出行只能坐绿皮火车，靠亲友接济度日。 电商从业者杨先生存给女儿交学费的两万块，15分钟就被银行划扣，只能借家人账户维持生计。 这些人并非故意赖账，却陷入“越挣钱越没钱”的死循环。 有创业者试过开网约车，可账户必须绑定本人银行卡，收入刚到账就被冻结。 有人申请保留最低生活费，钱却根本到不了自己手里。就像那位求坐牢的男子，不是不想还债，是连活下去的本钱都没了。 民警递出的100元，更像一根救不了命的稻草，真正能打破困局的，是正在试点的个人破产制度。 深圳的林某就尝过甜头，他因投资失败和母亲治病欠下140万，账户冻结后生活无以为继。 2024年参加个人破产辅导后，通过“执转破”程序制定重整计划，不仅保留了必要生活费，债务总额也得到合理调整，如今每月按时申报收支即可正常生活。 截至2024年，深圳法院已审结个人破产案件158件，化解债务超6500万元。 浙江一年审结1665件，清偿金额近4.8亿元。 这些数据背后，是无数家庭重获新生的可能。最高法审委会专委刘贵祥指出，要区分“失信”和“失能”，对没钱可还的债务人，该用破产程序给条出路。 可试点的局限也很明显，深圳的条例只能管本地案件，金融机构因总行规定，大多只免利息不免本金。 江苏、浙江的试点也受限于地方政策，难以全面推广，80%-90%的失信名单是“有能力不还”者，但剩下的十多万人，正像求坐牢的男子一样在绝境中挣扎。 市场经济本就有赢有输，创业失败不该成为一生的枷锁。 那位男子捏着100元走出派出所时，或许正在盘算下一顿饭在哪，但他更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他保留生活费、逐步还债的制度通道。 深圳破产署墙上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标语，该成为全国的共识了。 当个人破产制度能在全国落地，当“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能依法获得喘息机会，或许就不会再有人为了一口饱饭，走进派出所求着坐牢。 这100元的善意，终究要靠制度接住才算真正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