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放开，谁会先“消失”？中国的选择很慎重。 有人说，死亡是人的最后一项权利，但当这项“权利”变成一股看不见的推力，逼着穷人、老人、病人走向终点时，它还是权利吗？ 在加拿大，有个51岁的女人，不抽烟不喝酒，却因为对化学气味严重过敏，申请了安乐死，她不是绝症患者，只是想找个“能呼吸的地方”住下，可等了两年都没排上廉租房名额。 她说：“我不想死，但我不能活得这么难受。”最后，她走了，不是因为她不想活，而是这个社会没给她活下去的条件。 在荷兰，曾有个阿尔茨海默症老太太，签了安乐死同意书，可执行那天，她忽然挣扎着站起来拒绝，医生和家属却联手按住她，注射完成。 医生后来说：“她签过字。”可问题是，她站起来反抗了，那一瞬间，她还想活。 这类案例越来越多，有的穷人交不起房租，有的老人生病没人照顾，有的年轻人患了抑郁症找不到出路，他们不是主动选择死亡，而是被“合理”地推进了终点线。 这让人不得不怀疑：安乐死，原本是为了解决极端痛苦的手段，现在是不是被“用歪了”？它成了社会系统失灵的一块遮羞布，让那些“没资源活下去”的人，选择“体面地消失”。 在某些国家，安乐死已经不是“最后的选择”，而成了“最便宜的方案”。 很多人说，中国在这方面太保守，几十年过去，还是没有立法，可如果你回头看看那些“被安乐死”的人，就会明白：有些事，不是晚一步，而是稳一步。 早在1986年，中国就有了第一起安乐死的司法案例，王明成为了不让母亲忍受肝癌痛苦，和医生一起实施了安乐死，结果双双被起诉。 六年后才被判无罪，可讽刺的是，等他自己得了癌症，再次申请安乐死时，没人敢给他“帮最后一把”，他只能痛苦地熬到生命尽头。 这起案件之后，中国社会对安乐死的讨论就没停过，但每次都卡在一个点上：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机制，保证“不是因为无助才选择死亡”？ 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医疗、养老、陪护都保障不了，那所谓的“选择死亡”，到底是不是被逼无奈？ 中国的传统文化讲“孝”，不仅仅是孩子对父母的感情，更是一种社会责任，不能让老人“无声无息地走”。 这不是情怀，是中国数千年来家庭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根，你可以说它“拖慢了脚步”，但你也得承认，这种慎重，是有底气的。 国家卫健委也不是没讨论过安乐死立法，但每次都得出一个结论：争议太大，社会准备不足，立法风险高，换句话说，现在推这件事，可能不是“进步”，而是“冒险”。 而且，中国的老人不是加拿大那样一个人住一间屋子，没人管；也不是荷兰那样医生说了算，老人的一生，牵着一大家子人，涉及伦理、法律、情感多个层次，不是一个“签字”就能解决的。 既然安乐死走不通，中国就真的无计可施吗？当然不是，这几年，安宁疗护这个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医院、政策甚至医保体系里，它不是让人“早点走”，而是让人“好好走”。 什么叫“好好走”？不是在病床上痛得打滚，也不是插着管子熬成植物人，而是减轻痛苦、保持尊严、有人陪伴、能说再见。 有一项调查，使用了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满意度超过90%，家属满意度甚至更高，这说明，不是所有人都想“快点结束”，很多人只是想“别太痛苦”。 从2017年试点到现在，已经有90多个城市开始布局安宁疗护，安徽淮北甚至把它纳入医保，减轻了患者和家庭的经济压力。 虽然目前全国不到400家医院设有专门科室，但趋势是明确的，中国在用自己的方式，慢慢补上那块“最后一公里”的服务短板。 而且相比安乐死那一针的“干脆”，安宁疗护更讲究“过程感”，它是一种软着陆，不是推你跳下去，而是拉着你慢慢走到终点。 这也体现出中国式的底层逻辑：让人活得有尊严，也死得有尊严，不是靠一纸同意书，也不是靠医生的判断，而是整个社会对生命最后阶段的集体呵护。 安乐死的初衷，是为了解脱极端痛苦，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它慢慢变成了一种“制度性放弃”。 当一个国家的医疗系统、养老体系、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时，安乐死就成了“最省事”的解决办法。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能确保活着的人有尊严、有资源、有希望，那“自由选择死亡”就是一句空话，人不是不怕死，而是怕“没人管死”。 对比之下，中国宁可慢一点，也要把这些问题想透，把制度补上，不是不尊重选择，而是理解选择背后的无奈。 死亡不是终点，放弃才是终点，而一个国家的底线，不该是“让你体面地消失”，而是“尽可能让你不必消失”。 选择安乐死，不该是因为活着太难，面对全球老龄化、资源紧张和医疗压力，中国没有急着给“死亡权利”开绿灯，而是转身去修补“活下去的通道”。 这条路也许慢，但更稳，因为真正的尊严，不在于“怎么死”，而在于“还能不能选择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