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教师放弃4万月薪，一心移民英国后，却沦为流水线工人,原来拿三万月薪的老公在送外卖。 Fiona曾经是香港一位备受学生喜爱的英语老师，月入超过四万港币，妥妥的高薪阶层。可转眼间，她的新工作地点，却成了一家姜饼工厂的流水线。 她的故事在网络上流传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局。一个版本里她和丈夫咬牙坚持，认为一切都“值得”；另一个版本里，他们却黯然回到香港。这个故事的分裂，可能比故事本身，更能戳中当代移民梦的脆弱与复杂。 他们的离开不是头脑一热。长久以来夫妻俩心中就有一个“英国梦”，那是一个关乎“自由”与“民主”的理想化想象。而对香港某些“制度”或“体制”的失望，则像一股持续的推力，让他们越来越想远走高飞。 当英国政府的BNO签证计划传来时，这扇窗户仿佛就是为他们打开的。于是这对生活优渥、甚至正计划换个更宽敞房子的香港夫妇，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 Fiona辞去了教职，她的丈夫阿文——无论他曾是月薪三万的企业高管，还是安稳的公交车司机——也毅然告别了旧生活。2021年初，他们顺利拿到了签证。 然而英国的空气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香甜。现实的冲击来得又快又猛，首先就是职业身份的归零。 Fiona这位优秀的英语老师，引以为傲的学历和教学经验，在英国的求职市场毫无作用，最终只能在姜饼工厂里做着单调乏味的工作。她的丈夫阿文，则成了一名外卖配送员。 他们的经济状况也迅速陷入困境。刚落地就是零收入，而英国的消费水平却高得吓人。 一笔积蓄或许是被一套房产瞬间清空，又或许只够他们蜗居在偏远的民宿。无论是哪种情况财务压力都像乌云一样笼罩着他们。 更磨人的是心理上的落差。语言和文化的隔阂，时不时遭遇的歧视，还有那无边无际的孤独感，都在侵蚀着他们。从一个熟悉社会的中坚力量，沦为边缘的底层劳动者，这种身份的剥夺感，最是难熬。 在这个结局里，他们是悲剧英雄。尽管Fiona时常会忍不住哭泣，但他们依然在硬撑。他们告诉自己，为了追求的理想，所有承受的艰辛都是“值得的”。这个版本颂扬的是一种“在别处”即是成功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