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吃过晚饭后，坐立不安的陈永贵，接到了开政治局会议的通知，立即想到了住在他隔壁的吴桂贤，对工作人员说：“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陈永贵出生于山西一个穷苦村庄，小时候放牛、做长工，一直到中年才学会写字，他的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干部，因为带领大寨村民开山修梯田，硬是让贫瘠土地变成了丰收田地，他的名字和“大寨”挂上了钩。 吴桂贤则是另一种奋斗故事，十三岁进入纺织厂，为了能进厂还瞒报了年龄，从最普通的女工做起，她凭本事成为全国劳模，进而晋升为国家副总理，这种从生产线到权力中心的路径，当时在世界上都非常少见。 这两个人的经历，映射了新中国初期一种特殊的干部选拔方式——把劳动者推向决策层，这种现象，至今想来依然让人感慨，在那个年代，只要肯干肯拼，普通人也能改变命运，获得更多的机会。 1963年，大寨遭遇了罕见的大洪灾，庄稼被毁，房子倒塌，陈永贵没有去要国家救济，而是带着全村人自力更生，硬是三年重建家园，甚至比以前更好，这件事一度成为全国的榜样，也让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吴桂贤的进步则是凭手艺，她操作纺织机的本领出了名，能同时看好多台机器，产量还总是第一，她热衷学习技术知识，在车间里成了大家信服的“主心骨”，正是这样脚踏实地的工人，在当时被视作先进典型，逐步进入了管理岗位。 随着大寨事迹传播，陈永贵成为农业“模范”，1973年，他进入中央，1975年升任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即使走进中南海，他仍然保持着农民习惯，开会穿着粗布衣，鞋子上常带泥，工资靠工分发，每月补贴也不高。 吴桂贤在位期间，经常去工厂、车间调研，把工人的实际情况带到政策讨论中，她习惯性地在会议上少说话，更多地倾听基层声音，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清楚。 他们的高位没有改变本色，陈永贵种菜、养鸡，甚至在北京的院子里“种地”，吃饭依旧是粗粮蔬菜，不讲排场，吴桂贤则在工资、住房、生活方式上，与普通工人无异。 两人对家庭的要求同样严格，陈永贵不允许子女因父亲的身份谋取任何好处，他的大儿子一直是普通职工，二儿子想晋升，他也坚决反对，吴桂贤对家庭也一向低调，不让自己或家人因她的身份特殊化。 这些反差，让他们在官场显得格外特别，与身边知识分子、老干部们相比，陈永贵和吴桂贤更像是“异类”，但他们恰恰凭借朴素、务实的作风，获得了不少同僚和百姓的认可。 1976年夜晚那场会议，他们也见证了中国政治格局的重大转折，会议结束后，陈永贵和几位同事坐车回住所，大家都松了口气，那一刻，属于他们的时代也悄然发生变化。 随着社会发展，对干部的要求发生了深刻变化，专业化、知识化成了主流，陈永贵和吴桂贤这种从基层直接选拔的做法，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1980年，陈永贵主动辞去副总理职务，他的理由很直接，说自己没文化、身体不好、不适应新环境，卸任后，他回到农场，一如既往地关注作物长势，尽管已不在高位，他还是把劳动当成生活的全部。 吴桂贤更早离开副总理岗位，回到纺织厂，重新站回熟悉的车间，后来她南下深圳，又在新的企业里继续发光发热，她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根还在工人队伍里。 他们的晚年都选择了低调，陈永贵在北京木樨地住下，常常扫楼道、种花、自己做饭，有一次买菜被认出来，他扔下钱转身就走，吴桂贤退休后，积极参加公益，把余热都用在社会服务上。 这两位副总理从不炫耀自己的经历，也不以高位自居，陈永贵始终认为自己是农民，吴桂贤则以工人身份自豪，他们没有因为身份变化而脱离劳动，反而把劳动视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无论是开山修田、还是操作纺织机，实干和奉献一直是他们的标签，即便后来干部选拔标准变了，这些品质依然值得敬佩。 有网友评论说，陈永贵和吴桂贤的人生经历，比“爽文”还精彩，有人感叹，那个年代的逆袭，靠的不是背景，而是真正的实干和担当，的确如此，他们代表着普通人奋斗的希望，也见证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