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无私到什么程度！法国一男子来到中国40年时间，竟然无偿资助了70多位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而他提出的唯一要求，竟然是，他所资助的学生，学有所成后必须回到中国！ 西安，古城墙的青砖在冬日暖阳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一间简陋的教工宿舍里，暖气片时好时坏，一位清瘦的法国老人正趴在桌前，戴着老花镜，一笔一画地在一份文件上签字。窗外，学生们的欢声笑语隐约传来，而他笔下的文件，却是一份无声的承诺——《遗体捐献志愿书》。 他叫米里拜尔，中文名米睿哲。 签完字，他小心翼翼地将文件折好，放进一个旧信封里。信封上没有收件人，只有一行娟秀的法文：我是中国的孩子。 这个出身法国空军司令世家的男人，此刻做出的决定，连他远在巴黎的亲人都无法理解。可对于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他来说，这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归宿。 故事要从1976年说起。那一年，米睿哲放弃了家族为他铺就的平坦大道，背着简单的行囊，跨越万水千山，来到了刚刚向世界敞开些许缝隙的中国。他落脚西安，在西安外国语大学成为了一名法语教师。 那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教室里，他看到的是一双双充满渴望与求知欲的眼睛。但他也看到，这些聪慧的学生，许多人连一本像样的法汉词典都买不起。课本上印着的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对他们而言，遥远得如同另一个星球的梦。 一次课后，一个叫张华的学生怯生生地问他，法国的大学是不是真的像书上说的那样，有听不完的讲座和看不完的书。米睿哲看着这个连衬衫袖口都磨破了的年轻人，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你想去吗？” 张华的眼睛瞬间亮了，但随即又黯淡下去：“米老师，我……我连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齐。” 米睿哲没再说什么。几天后，他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张华手里，里面是他几个月的津贴，足够支付申请费和路费。他只说了一句：“去试试，钱不够我再想办法。” 为了“想办法”，米睿哲开始过上了近乎苦行僧的生活。他将自己在巴黎的祖宅出租，用租金作为资助学生们的“基金”。在西安，他住在学校分配的几十平米的老房子里，屋里最值钱的家当，就是那满满一书架的书。 他身上常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是面条和馒头，连买块肉都要盘算许久。 有人不解，劝他对自己好一点。他总是笑着摆手：“我的饭不重要，学生们的未来才重要。” 就这样，一个又一个有才华却家境贫寒的学生，在他的帮助下，飞向了世界的另一端。 四十多年间，他倾尽所有，先后资助了七十多位中国学生前往法国、英国、德国等地深造。 他从不要求这些学生给予任何金钱上的回报，但在每一个学生踏上异国求学之路前，他都会举行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 他会认真地看着对方的眼睛，郑重其事地提出他唯一的，也是最坚定的要求： “学成之后，一定要回来。中国需要你们。”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米睿哲走遍了中国许多地方，他亲眼见过西部山区的贫瘠，也了解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对高精尖人才的迫切需求。 他希望这些他亲手送出去的“种子”，能在海外吸取最先进的知识养分，然后回到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这些“种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们中，有人成为国内顶尖大学的教授，桃李满天下；有人投身中法贸易，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搭建桥梁；还有人默默扎根西部，将所学奉献给最需要的地方。 米睿哲在学校执教数十年，却从未领取过一分钱工资。校方多次将工资条送到他手里，都被他原封不动地退回。他说：“我有津贴，够用了。把这些钱省下来，给学校添置设备，或者给更困难的学生当助学金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捐赠人有权决定捐赠的用途、数额和方式。米睿哲正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将自己的劳动所得，悉数“捐赠”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时间流转，当年的翩翩青年已是耄耋老人。 2014年，他当选“中国好人”，站在领奖台上，他依旧穿着那件旧衬衫，言语朴实：“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 当生命走向终点时，他想的依然是如何将自己最后的一切都留给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他瞒着所有人，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志愿将遗体用于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的教学科研。 他觉得，这样才算真正地留在了中国，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为中国的进步贡献力量。 2015年，米睿哲在西安与世长辞，享年96岁。他的葬礼上，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生们站满了告别厅，每个人都泣不成声：“米老师，我们都回来了。” 米睿哲没有在中国留下任何财产，没有一砖一瓦。但他留下了七十多位学成归国的栋梁之才，留下了一段跨越国界、血缘和文化的无私大爱。他用一生诠释了，有一种伟大，它不追求财富与名望，只在于点燃希望，并看着希望照亮自己的故乡——哪怕那个故乡，并非自己出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