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先生的十位伟大女性，巾帼不让须眉 你要说，“先生”这个词啊，在以前可不是谁都能随便叫的。 男人有点身份，有点文化，才配这称号。女人？顶多就是“夫人”、“太太”，说得好听点，叫个“女士”。可偏偏有那么十个女人，人们张口就叫她们“先生”，叫得顺理成章，也没人觉得别扭。 这背后啊，其实不是她们把自己当男人了，是她们做的那些事，早就不分性别了。 宋庆龄，先说她吧。 她是孙中山的妻子，这事人尽皆知。可她不只是“孙夫人”。孙中山一走，她本可以退到后头，清清静静过日子。可她没退。她继续出现在各种会场、文件里，参与建国，参与政权重建。 建国初期的副主席，那可不是挂名，是真做事的。 后来，她干脆全心扑在儿童和妇女的福利上，经常亲自去基层单位看看，那时候连警卫都拦不住她，她要进去看就得进去。 就这么个身材单薄、说话温声细语的女人，几十年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从没躲过。 紧跟着的是何香凝，广东人，画梅花一绝，可她不止是画画的。 年轻时参加革命，和廖仲恺一起跟着孙中山干事。她是国民党里头的左派，支持三民主义，也支持联共。当时的妇女部部长，就是她当的。 她搞女工学校，办讲习所，编辑刊物，天天为女性争权。廖仲恺被暗杀，她穿着丧服就出现在党部会议上，说要把丈夫的事业做到底。画画是她的退路，也是她的表达。 有一次，她在画上写：“身不动，心却未曾老。”那字迹，一看就是个倔强人。 许广平跟前两位不一样，她的名气大多是因为鲁迅。 可她不是附庸。 当年五四运动，学生中她就是组织骨干。她和鲁迅的关系，从师生到伴侣，十年相守，鲁迅去世时她守着书桌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就开始整理遗稿。她不是做做样子，她懂鲁迅的文字，也懂他那股劲。新中国成立后，她也当官，也写文章，但她始终谨慎，不喧哗。 有记者问她，鲁迅的遗志是什么？她只说：“把话说清楚就够了。”不多言，却句句实。 冰心是个特别的存在。她写孩子，写母爱，写那些温软的情感。 可别小看她的温柔，她的笔能抚慰，也能敲打。她在战乱中写信安慰海外华侨的孩子，说“只要心中有光，黑夜就不怕。”她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战士，可她的笔触有一种力量，慢慢渗进人心里。老百姓喜欢她，年轻人更喜欢她。 晚年她住在北京医院，房间里总摆着她当年写《寄小读者》的稿纸，泛黄了还不肯丢。 杨绛，人称“钱钟书的妻子”。但说到底，她是谁的妻子都不重要。她自己就有分量。 她翻译《堂吉诃德》，笔下简练有力。她写《干校六记》，不批判，不逃避，把那几年说得明白透彻。她的文字不温不火，但看完了你心里就是不平静。《我们仨》火的时候，她已经九十多岁。那本书卖得好，但她从不宣传。她说，家是最温柔的牢笼。也许就是因为她写的不是浪漫，而是实情。 林徽因身上争议多，有人拿她说情史，有人说她才女，什么“人间四月天”的标签满天飞。 可真看她干的事，全是实打实的。她跟梁思成一起调查古建筑，跋山涉水，手绘图纸。五台山佛光寺被发现那年，她几乎是哭着喊出来的：“这是唐代的！”她生病了，身体不好，可一听说要去考察，她就提着包跟着队伍走。 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国徽的设计会议，意见不多，但每一句都让人点头。有人说她是“建筑界的女侠”，她听了笑，也没说是，也没说不是。 再说张充和，这人你可能不太熟。 她是昆曲名家，书法名家。年轻时家里四姐妹，都才情出众。她后来去了美国，在哈佛、耶鲁讲课，教外国学生怎么唱昆曲、怎么写小楷。 她低调到极致，几十年在异国他乡做事，从不炒作。 她的学生说她说话轻，写字慢，唱曲儿的时候，像是时间都停了。她是那种走远了的先生，声音不高，但久久回荡。 冯沅君和沈祖棻，一个是小说家，一个是词人。 冯沅君年轻时写了很多关于爱情、婚姻冲突的小说，没什么花哨的语言，就是讲人怎么在制度下挣扎。后来她搞研究，跟丈夫陆侃如搭档写书，两人合出了一部《中国诗史》。 沈祖棻呢，诗词造诣深，被人称作“当代李清照”。她不爱出风头，喜欢待在书房，学生回忆她讲诗时声音细，讲到动情处，手指都会在桌上轻轻点。 李佩，是“中科院最美的玫瑰”。这称呼听着不实，可架不住学生们喜欢叫。 她教英语，教得很认真，常年戴个眼镜，穿布鞋，背着旧书包。她那口语音准，讲起课来节奏明快。 1956年，她放弃美国生活，带着家人回国，一干就是几十年。 她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很多后来当院士、出国深造的学生，都是从她的课堂走出去的。她死后，天文台以她的名字命名了一颗小行星。天上有颗星，叫李佩，不是诗，是事实。 这些人啊，站在不同的位子上，有人坐会议厅，有人守书桌，有人讲课，有人唱戏。 可人们见着她们，脱口而出一句：“某某先生。”不是因为她们像男人，而是她们做了太多该叫“先生”的事。 这些事，放在今天再回头去看，还是有点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