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实的历史中，吴石将军的暴露过程，是一场令人扼腕的连锁反应。他自身并未在工作上留下破绽，最终却因战友的疏忽和当时情报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乐观情绪而坠入险境。
一切要从1950年初说起。当时，中共在台地下工作的最高负责人蔡孝乾（代号“老郑”）与吴石的联络员朱枫在一次秘密会面时，提出了一个计划外的请求：希望吴石能利用职务之便，为他的小姨子兼情妇马雯鹃办理一张出境证。
这个请求本身已严重违反地下工作纪律，因为它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建立了吴石与蔡孝乾之间的横向联系。更致命的是，蔡孝乾在与朱枫分别时，随手将朱枫在台北女儿家的电话号码写在了一张十元新台币的钞票上。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朱枫将这个请求转达给了吴石。出于同志情谊，吴石应允了，并让其得力助手夏曦去办理。正是这张为“刘桂玲”（马雯鹃的化名）办理的出境证，成为了保密局特务头子谷正文撕开整个防线的第一道口子。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首次被捕。谷正文在其身上搜出了马雯鹃的假身份证，顺藤摸瓜，在警务部门的出境申请中，发现了照片与马雯鹃一致、名为“刘桂玲”的申请。追查这份申请，代办人夏曦的名片直接放在文件里，而夏曦正是吴石的得力助手。
尽管夏曦和吴石的夫人王碧奎尽力周旋，但随后蔡孝乾的彻底叛变，让情况急转直下。蔡孝乾二次被捕后，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十元钞票被搜出，他供出了“陈太太”朱谌之（朱枫）的身份。谷正文一个电话打到朱枫女儿家，便得知朱枫已乘空军飞机前往定海（舟山）。朱枫最终在舟山被捕，而吴石与她的关系也因此暴露。
吴石的被捕过程充满诡诈。谷正文利用吴石夫人王碧奎急于为丈夫开脱的心理，诱骗她说出了吴石曾在家中数次与“陈太太”见面的关键细节。1950年3月1日晚，谷正文亲赴吴公馆，以他太太的事为由将吴石带走。
回望整个过程，令人痛心的环节比比皆是：如果蔡孝乾能更谨慎一些，不提出那个额外的请求，不把电话号码写在钞票上；如果当时的对台情报工作能少一分乐观，多一分警惕，历史的结局或许会有所不同。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吴石将军在狱中受尽酷刑，一只眼睛失明，却始终坚贞不屈。1950年6月10日，他与朱枫、陈宝仓、聂曦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他们的牺牲，警示着隐蔽战线的极端残酷——最大的风险有时并非来自正面的敌人，而是源于内部的疏忽与轻率。这种以生命换来的教训，至今仍值得深深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