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刘珍年活捉了老长官褚玉璞，并向褚家索要二百万赎金。经张学良斡旋后，双方约定支付五十万大洋放人。谁知，刘珍年拿到钱后，却将褚玉璞给杀了。 刘珍年从保定军校第8期毕业之后，投靠了奉军李景林部。李景林反奉失败之后，在奉系地盘再无立脚之地的刘珍年，转投了褚玉璞部，担任第16旅旅长。 有一次，刘珍年触犯了军法，褚玉璞毫不留情，下令处以一百军棍。在众目睽睽之下，有头有脸的刘珍年被打了个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如果不是行刑者法外开恩，最后几十下军棍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刘振年的小命非交代了不可。 从此，刘珍年与褚玉璞的梁子可算结下了，城府颇深的他后来找到机会，脱离了褚部，投靠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 1928年，北伐军兵临城下，张宗昌苦战不敌，率部撤往胶东地区。 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张宗昌明显缺乏信心，他决定撤退保存实力。离开胶东败走冀东之前，张宗昌任命方永昌为胶东防御总指挥兼第4军军长，刘志陆为副总指挥兼第13军军长。 谁知，被张宗昌寄予厚望的方永昌却是个贪生怕死之辈，面对马上就要攻过来的北伐军，他思来想去，决定遁往大连，将残部留给刘珍年。刘珍年以此为资本，开始自立门户。 战场形势出乎预料，北伐军见张宗昌离开了胶东，便调转方向离开。胶东一带形成了以刘志陆和刘珍年各自为首的军事集团。 一山岂容二虎？刘志陆认为自己是张宗昌亲自任命的，是“托孤大臣”，便主动出击，开始整编部队，矛头直指刘珍年部。 刘珍年当然不是任人宰割的主儿，他率领手下与刘志陆大打出手。“二刘相争，必有一伤。”最终刘珍年取得了胜利，刘志陆被迫下野。 方永昌看到胶东局势彻底稳定，便决定“荣归故里”，他派出亲信军官张蔼亭带领数人打前站，没成想刚到胶东就被心狠手辣的刘珍年送往了西天。 万永昌吓得腿都在哆嗦，他庆幸选择了更为谨慎的方式，派下属前去试探，否则自己已经成为刘珍年的刀下之鬼。 刘珍年军事上勇猛，政治上也不是糊涂虫，他深知大树底下好乘凉的道理，主动与南京取得了联系，谋得了暂编第一军军长的职务，并被供给了较为充分的钱粮物资。 1929年2月，从溃败中恢复了元气的张宗昌，联合褚玉璞、方永昌等人，向老地盘胶东杀了过来。 从兵力及武器装备、军需给养上来说，刘珍年部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可是手底下的第二师、第四师、第五师不愿意与昔日老大张宗昌兵戎相见，竟然前后脚地临阵倒戈。 转眼间五个师的兵力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刘珍年兼任师长的第一师，一个是绝对心腹何益三掌管的第三师。 此消彼长之下，刘珍年部从优势变成了劣势，刘当机立断，放弃烟台，率部固守牟平。 张宗昌不费吹灰之力夺得了烟台等战略要地，重新踏平胶东指日可待，张部从上到下一片喜气洋洋，骄奢之态尽显。 刘珍年到了牟平之后，将所有军队合成一个师，自己亲自担任师长，何益三作为前线总指挥，负责城防事宜。 退无可退的刘珍年与何益三通力合作，抵挡住了张宗昌部队的一次又一次进攻。张宗昌见强攻无果，转而劝导刘珍年投降，许诺给予高官厚禄，跟着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事实上，被围困的刘珍年不是没有想过投降，只是即便张宗昌完全接纳自己，他的左膀右臂褚玉璞与万永昌可不是省油的灯，到时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因此断然拒绝了张宗昌的劝降。 张宗昌大怒，加紧了对刘珍年的进攻。刘珍年知道被围攻之下，弹尽粮绝是迟早的事情，他死马当做活马医，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孤注一掷出城偷袭，大败张宗昌。 张宗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仓皇逃往大连。褚玉璞部走的慢，退守福山县城。 刘珍年率军攻到了福山，命令战士们齐声高喊“投降不杀”。走投无路的褚玉璞率部投降，刘珍年将其押到了牟平。 褚玉璞家族倾巢出动，找到各种关系从中斡旋，甚至连张学良都出了面，劝说刘珍年履行承诺，不要把事情做绝。 刘珍年看到这是一个补充军费的好机会，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是二百万大洋，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最后降到了五十五万大洋。 褚玉璞家族东拼西借，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凑够了钱，由其姨太太亲手交到了刘珍年手中。谁知，刘珍年收到钱后却食言了，他并没有将褚玉璞释放，而是不久之后将其处决。 刘珍年的行为，顿时引起了各界的极大愤慨，甚至许多部下都对其小人行径嗤之以鼻。 自此，刘珍年成为了真正的“胶东王”。不过刘珍年在尔虞我诈的国民党中也没有如意太久，他于1935年5月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时年三十七岁。
